企业文化是影响一个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一个组织的文化是现实构造的一种现象——它能使该组织的成员以一种理性、有意义的可接受的方式来认识并理解特定的事件、行动、目标和整个环境，包括他们自己的行为。对于一个给予信用的企业而言，其文化就是对于信用风险的态度。信用行为有它自己的循环，即从防御的保守主义到不负责任的冒险主义。

    由于所有企业从事的业务都带有一定程度的风险，所以每个企业必须确定它愿意承受多大的风险。管理高层必须建立一个风险承受的安全范围，并且确使组织中的成员对此理解、确保公司的风险不会超过这个范围。如果超出这个范围，潜在损失带来的严重后果就会比潜在营利带来的满意度要大得多。建立一个安全范围，更重要的是要使公司的风险不超过这个范围，这实际上要比想象的困难的多。对赢利性增长的追求常常会将公司业务推至几乎与公司所承担的风险边缘相冲突的程度。

    一个组织可能会设立非常复杂的政策及程序，通过检查、报告手段等来控制其风险承载，但是如果这个组织缺乏一个良好的风险文化内核，所有这些都将会是徒有形式，不能发挥作用。失败的银行中有精心制定的信用政策、程序甚至信用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是常见的情况。很明显对这些企业来说，缺乏的是企业信用文化的实践，而不是信用的形式。如果信用文化真的进入了一个机构的血液，那麽这个机构的政策、程序就能提供有力的支持。

    一个组织必须认真思考它们要培育的是什麽样的行为，它们要建立什麽样的报酬系统。如果它们要奖赏员工带来的成功，且不论他是采取什麽样的方法取得的成功，那它就是暗示员工不惜一切代价取得成功，而且只要成功，其他的事都不重要。这样的文化，只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巴林银行的失败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一个古老而威严的商人银行却因一个新加坡的交易员——尼古拉 · 利森而破产。关于利森事件的报道表明，在导致巴林破产事件之前，他为巴林赚了很多的钱。没有人收集到足够的证据来说明他是如何从一个所谓的无风险活动中挣钱的。如果他交易赚了，则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会将它公诸于众；如果他输钱了，也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会想办法掩饰起来或者想其他办法把巴林的钱挣回来。当他越过了押注大小的理性边界时，他只能采取隐瞒事实，希望在不长时间内市场反弹的下策。

    巴林的例子告诉我们为什么一家公司需要报告系统和合理的稽查、对比和控制的原因。巴林很显然未能实施足够的控制。然而，同等重要的是，当事情进行得顺当的时候，位于伦敦的管理层对所获得的利润颇感满意，并且对任何问题亦不过问。这似乎让人觉得巴林银行像是一个“黑社会”——只要你能为它赚到钱，它就不问是怎么挣来的，从长期的观点来看，这种类型的文化会把任何一个组织带向深渊，显然巴林的风险管理文化不适用于它所从事的活动。在一个具有强有力风险文化的组织中，控制机制既有前向的也有后向的。向后看的系统就像交易记录中及时追踪现金流那样简单；向前看的系统将努力发现潜在的风险，不仅仅是头寸的风险，而且还有所有的系统范围内的风险。

    对管理高层来说，除文化之外没有更好的方法来传递这样的信息：我们将对表现良好者给予奖赏，但你们一定要按规则办事，不能隐瞒任何事实。信用文化告诉我们应该奖励那些预先发现较高风险并使组织避开这个风险的员工。信用评估中介组织应将这样的信用文化镶嵌在自身的每一项业务中，以其指导每个成员的行为，支撑组织的发展与提升。一个强有力的信用风险文化仍是组织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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